在此，儒家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的理念，可以为现代人的生命存在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关系在于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于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则曰仁而已矣。
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教谕》，第139条） 天主教教宗的说法，再一次与儒家出门合辙，双方都强调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密切互动，交互影响，所以，21世纪人类迫切需要重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识。第四，一体观念是与践履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带有强烈的体知色彩，从而奠定了仁说的功夫论向度。以上这一段文字中所谓的一体的涵义，可以进一步阐释如下。儒家的生态哲学，正可以为整体生态学或深层生态学的建构，提供博厚高明的精神基础。
在唐君毅时时带着情感的笔下，却不能够忽略他的洞见也是一种心愿，要呼唤一种重新联结的可能：与传统的链接、与价值根源的链接、与生活土地的联结。这一种批判可以称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者的批判。其二，特别强调孝悌与仁义礼乐的合一，也即强调孝悌后面的全部道德理性的自觉，并以此贯通一切，完成一个道德的人格世界。
徐氏特别指出，在先秦，孝悌为儒家奠定了我国固有文化的基石。韦伯认为世界的解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儒家不同于佛老之处在于伊川的所谓必本于孝弟，即从人伦之爱的实践中扩充出去，从而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的仁。但在徐氏看来，与个体对立的是专制政治，而不是家庭。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尤其是如何解读儒家关于孝的经典文本《孝经》，现代新儒家内部并不一致。吴虞在批判孝悌之后，试图以和来代替之，殊不知孝悌或孝慈恰恰是达到和的途径。
通过孝悌、孝友的观念，促醒士庶人通过构建自己的家庭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基点，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政治的依附。徐氏通过对孝道思想形成、演变的考察，把原初的孝德从孝的历史境遇化表达(如汉移孝作忠的观念、孝弟力田的政策等)中剥离出来，从而澄清孔孟孝道的真实意涵，凸显原始儒家伦理的真精神。10 参见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三联书店，2017年，第58页。进入专题： 徐复观 孝道 孝经 。
孝悌与仁相通，而仁则包含有崇高的人格尊严的意味在里面。梁漱溟先生说：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徐复观解释道，尽性至命是穷究人生的根源，穷神知化是体认宇宙的法则，这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要求。先秦儒家主张父子之间以天合，发生自然的融合作用，其精神纽带是恩亲，人子对其亲有无条件的义务，且这种关系是不能改变的。
他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详细考察了孝道的形成以及孔子、孟子以及宋明理学家的孝道观，试图还原儒家孝道的真实意涵，力证从孔子一直到荀子的先秦儒家没有孝治思想，也不是什么孝治派。同时，孝的泛社会化倾向也并非必然与专制产生关联。
但即便如此，徐复观对孝道思想形成、演变的考察，对孝道与家庭之于现代社会意义的阐释，仍然能带给我们许多哲学方法论和存在论层面上的启示。在此，儒家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的理念，可以为现代人的生命存在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臣之间则以义合，这种关系则可以改变，即合则留，不合则去。臣不悦君，可以选择离去，君以不义加于臣，臣也可以拒而不受。因此孔子这句话，正面承认了家的一般的价值，代表了对家的自觉。与马一浮同时期的熊十力，对《孝经》的态度则与马氏截然相反。马一浮先生认为，《孝经》当为七十子后学所记述，为孔子向门人所陈之孝道。
经由上述诸种因缘触发，促使徐复观决心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孝经》，作一全面的梳理。【7】五四健将都倡导独立自由的个体主义，以与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相对立。
质言之，《孝经》才是孝治派，先秦儒家的孝道与《孝经》有根本不同。原始儒家强调孝道，期许在于孝以成仁，成就一个有德的君子。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四、现代诠释视域下的孝与家 平情而论，徐复观对孝道形成过程的分析，对《孝经》的考证等，并非无可商榷之处。
而孟子之后最能承续孔孟精神的宋明理学家，也不能算是孝治派。第三，孝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可以在个体与全体之间得到一种谐和。(《孟子·滕文公下》)之所以辟杨朱，就政治层面而言，是因为杨朱代表极端的个体主义，它否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可能性，难免流于虚无主义。揆之当下，在现代信仰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健全个体的精神世界和完满人格，显得更为紧迫。
此外，1958年，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署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经友人提醒，其中并未谈到孝的问题，是一缺憾。三、孝道：家的伦理与政治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其相应的现代启蒙思潮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
徐复观从内容上具体考察了《孝经》的前六章，指出其中内容的疏谬之处。西方存在主义的兴起，如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恐惧与颤栗，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此在的生存状态等，无不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
儒家把家庭、家族作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基点，正顺乎人类生活的自然。孝是中华民族最独特、最重大的文化现象之一，深刻地作用于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实践之中。
这便可以维持士人的人格和政治上的方向、目标，从而在精神上抑制统治者独裁的行为。《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孝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间的谐和。经过孔子的转化，孝由外在的、制度性的道德观念，转而为具有普遍性的内在德性，并与最高的仁德相贯通，成为仁德的根苗。
宋儒所说的即物穷理之理固然有其抽象的、普遍性的形上意义，但在徐氏看来，其中实有一更为具体的内容，从而产生广大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儒家通过孝悌和礼乐实现的现实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既融摄了佛老探究宇宙人生真谛的要求，而又迥然不同于佛老的归趣。
《孝经》，疑非圣人之言。【2】他认为《孝经》言孝是一种孝治论，不能代表孔子言孝之本旨，并认为曾子、孟子是孝治论的代表。
而在宋代，孝悌又成为了儒家复兴文化传统的转折点。文艺复兴之后，个体主义抬头，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最终形成了个体主义压倒全体主义的趋势。